近日，蒙城庙两蒙城县文旅部门对位于该县文庙广场明伦堂门前的县文两通明代碑刻进行修缮，清理、通碑登录长治新闻网粘结、证蒙加固、城明封护，代文增设石质围栏，风兴改变因风雨侵蚀导致的蒙城庙两字迹、纹饰模糊，县文碑身断裂等状况，通碑以确保文物安全。证蒙预计整个修缮工程将于本月底结束。城明
两通碑刻是代文安徽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蒙城文庙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是风兴明万历十年（1582年）知县吴一鸾、明天启二年（1622年）知县吕希尚为纪念重修蒙城儒学竣工而立，蒙城庙两碑文详细记载了当时重修蒙城儒学的过程，是研究蒙城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历史的重要实物见证。
颇有作为的两知县
蒙城儒学，又称县学，主要建筑包含明伦堂、圣人殿等，现位于周元路北文庙广场，首建于元代。元贞年间，知县刘正平于今地改建。两座明代《重修蒙城县儒学碑记》，历经近500年风雨刀兵，依然完好如初，见证着明代蒙城儒学的历史沧桑和发展印迹。
考察碑记内容，登录长治新闻网吴、吕两人在任蒙城知县期间，政绩卓然，深得时人赞誉。据《重修蒙城县志》载，明代近三百年间，蒙城共有知县63人，其中名宦仅9人，而吴、吕二人均被列为名宦，其传载于《秩官志·名宦》内，可以窥见后人对他们宰蒙政绩的认可。
吴一鸾，字文盛，浙江处州府丽水县人，出身选贡，初由明经入仕，万历七年至十年任蒙城县令。履任之初，正值大学士张居正担任内阁首揆，施行新政，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作为知县，吴一鸾亲履田亩，清丈地数，统计户口，清减流亡，豁除4000余丁，核对赋税，凡粮马差徭均平无偏，获得上级肯定和百姓拥护。万历八年，因黄河夺淮，涡淝泛滥，人民流离，田园荒芜。吴一鸾亲自规划，率领民众凿塘浚池，以泄水患。后又营田垦荒，赈济百姓，以安民生。万历九年，为防流贼，又加固城池，创建谯楼，强化治安，以安民境。加之，“祷雨辄应，致丰年有稻黍之瑞；听讼无冤,致狱中有蜂燕之巢。”故时人有《三异政记》，颂扬其有三异“曰雨旸应祷也,曰圣稻重荣也,曰福堂双瑞也”。万历十年（1582），主持修撰现存第一部《蒙城县志》，泽被后世，影响深远。
三十八年后，山东即墨人吕希尚由曲阜教谕升任蒙城知县，至天启二年（1622）升太原府同知，在蒙任职三年。其间，吕希尚疏浚水利，公平讼狱，整饬盐政，多有惠民之举。其中，万历末年，因辽东战事骤紧，朝廷加征辽饷，时蒙邑财力已竭，百姓负担过重，上级又将灵璧未完成的此项赋税，加诸蒙城，吕希尚上书抗议，不惮所忤，积极争取免除，为蒙城人民所大为称道，此事被时人记载在为其所立的《去思碑记》中。天启二年，山东白莲教活动频繁，蒙城也深受触动，吕希尚又对城池进行修筑，以保护城内百姓。时任山西道监察御史潘之祥曾撰写《象雷实记》，盛赞其“治蒙三年声称已播至江南。”另据《吕氏家乘》，其在蒙城任职期间得朝廷考语27件、荐章4件、奖语6件，均为当时官员考评之上考。综合其在蒙城任职的卓著表现，朝廷在天启年间专门颁旨敕命，对其父母、妻子等人给予旌表，该圣旨原件现珍藏于青岛市崂山区档案馆。
九次修缮振兴文风
明朝建立以后，先后九次对文庙主体建筑进行修缮，其中以这两次为重点。
万历十年（1582），吴一鸾见学宫圮坏，规制未备，墙垣损毁，有辱斯文，于是，他带头自捐俸金，亲自主持重修，并争取县内士绅捐资，所有费用“不割民橐，不夺民时”。至于维修原则，则“卑者起之，陋者文之，缺者补之”，维修时，除自己亲往督工外，还安排县丞王子东常驻工地，以确保工程进度和质量。数月后竣工，学宫正殿、二庑壮丽倍昔；棂星门、启圣祠金碧辉煌；戟门左右增建乡贤、名宦祠；敬一亭西新建厨房，用于宰牲祭祀；戟门外建档案资料库楼，用以藏贮龙泉青器等祭器、经书鉴性纲史等书籍。另查，蒙城旧有学田两顷，位于城西南八里，应征租金每年8两。因遭兵火，学田荒芜，无人租种。吴一鸾查出此问题，于是公开招租，租金用以补贴部分家境贫寒的生员生活及婚丧费用之不足。万历九年，吴一鸾又捐俸于东门内买地一段，新建社学一所，房三间，选择老儒作为教师，训诲蒙童，用以扩大教育面，以增进启迪蒙城学风。
到天启初年（1621），学社再次遭受破坏：大门低矮狭仄，道路坑洼歪斜；泮水泥污塞流，其上桥梁垮塌；学宫后面的嵇山，因为常年受畚锸铲削，水土流失严重，日渐卑薄；用于祭祀的场所，已经倾昃欲仆；用于诸生讲诵的书院，也已经颓败不堪。见此情形，时任知县吕希尚慨叹不已，于是，精思密计，除带头自捐俸禄外，又动员士绅，捐资捐物，不废府库，不劳百姓，重修儒学：扩建了正门，将道路平整取直；对宫墙进行粉刷油漆，丹垩描绘，焕然一新；涤荡泮水，修筑桥梁，使其清波荡漾，新月宛然；至于嵇山，则重新堆土植树，崇阜后纡；其余书院、库楼等也一并进行了修缮，全县缙绅、生员等人无不欣欣焉，衎衎焉！其间，吕希尚朝夕省视，如营私家，可谓尽心尽责。
明清科举成绩稍逊
蒙城人民天性淳朴，自古便颇受庄子遗风流绪的影响，“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虽不乏倜傥俊伟之才，却大都不爱出仕做官。自陈亢、庄周以下，宋元以前，鲜有因读书而仕进者。查考县志，宋代唯陈庆一人高中进士，官至廉访使；元代仅陈荣一人为贡生，官任理问，科举成绩十分寒酸。
明朝建立之后，蒙城虽然也和其他府县一样，偃武修文，大力发展儒学，培养选拔生员，参加科举，但是，由于上述原因，加之蒙城儒学发展基础较为落后，且生员名额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系根据各府州县的不同情况进行分配，与江南富庶地区和徽州地区等相比，蒙城则远逊于其。据《重修蒙城县志》载，自明以后，蒙城学额最多时仅有廪膳生员20名，增广生员20名，岁考额文童16名，武童8名，科考额文童16名，两年一贡。为鼓励和发展蒙城儒学，提高科举成绩，历任县官均极力争取增加上述名额，但直至清朝灭亡，都没能够达成。
所以，明朝近三百年，蒙城只有贡生207人，仅有张敏德、何维憼等7人考中进士，陈天民等27人考中举人，每万人进士数不到1人，与当时文风颇盛的徽州府每万人7.5人相比，差距巨大。至清代，贡生增加至246人，更是只有葛成修1人寄居河南固始后考中光绪甲辰科进士，胡指南等6人考中举人。至于武科，明代也只有李皇桢一人考中崇祯癸未科进士，萧起等9人考中武举；清代则有牛英、陆凤翔等7人先后登科，其中陆凤翔还高中武探花；武举人有戴达生等51人。到清朝中晚期，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影响之下，蒙城文风愈加不振，武功则重新崛起，从军者颇多，“迨咸同以来，举于军功者数百人”，此类著名者如马玉昆、马金叙等，均战功显赫，累官至总兵、提督。（吴怀玉 路振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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